[40]JenniferTemkin,RapeAndTheLegalProces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113.
[41]弗兰茨·冯·李斯
自由。因此，如果行为人没有利用被害人
弱势地位，那
这种非强制性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法律干涉。根据这
结论，至少可以形成两个推论：
其，行为人必须在定犯罪心态支配下与智力残疾人士发生性行为，才存在利用对方缺陷可能，而如果根本无法知道对方是智力残疾，那也就不存在处罚前提。
其二，与智力残疾人士在婚姻内发生性行为般不应该看成犯罪。般说来，婚姻内所发生性行为不存在利用对方缺陷情况，因而没有侵犯对方性自治权，所以不具有惩罚正当性。
具体说来，这又可以细分为如下几种情况：被害人婚前患有智力残疾，而行为人不知，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对方智力残疾，但仍然与之性交，性交发生并没有利用对方智力缺陷，因此刑法对这种私人生活不应该干涉；被害人在婚后智力残疾，病后夫妻双方仍有性行为发生，对此情况，也不能以犯罪论处；行为人知道对方是智力残疾，但仍然与之结婚，婚后与之发生性关系。
显然，第三种情况与前两者不同，婚姻成立利用
对方缺陷，性行为发生自然也利用对方缺陷，因而对智力残疾性自治权有定侵犯。但是，如果用刑罚手段对此加以制裁，反而会使被害人无人照料，对其更为不利。因此对于这类行为，虽然可以犯罪论处，但是对行为人也许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让法律效果不至偏离民众常情常感。
作为法律人，
们时常怀有种偏见，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这只是种职业自欺。对于类似案件，法律能够提供解决办法其实很少，这就是为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41]会说：最好社会政策才是最好刑事政策。
此刻，坐在温暖书房书写这篇文章，感觉自己对智力残疾人士充满着同情与怜悯。但是，抽象关爱与具体帮扶之间距离也许比从天到地都远。
有位非常敬仰学术榜样，曾经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但他后来放弃教职，投身于对智障人士照顾，这种从抽象到具体关爱也许才是类似问题对策。
无论如何，愿此案能够引发人们思考，身体力行，真正关心身边智力残疾人士。
[39]薛莎莎：“男子回应‘娶智障女孩’：对方父母没要彩礼，让对她好就行”，澎湃新闻，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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