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皱皱眉，将蓝丝带缠绕在手指上打圈圈：“可是藏语是拼音字母，汉语却是一个个方块字，两种语言完全不同。要在汉语和藏语之间找出通译的文字，简直比登天还难。”
“所以要找出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藏文字母拼写汉文。如今我已摸索出一些门道了。”他将手指按在太阳穴处轻轻按摩，往后倚上靠枕，略有些疲倦地半闭上眼，“我希望，这套蒙古新字能让翻译汉文典籍不再困难。”
我上前一步想帮他捶肩，突然想到自己现下只能站在离他一臂距离处，只好讪讪地退开一步，好不容易才按压下这股念想，看着他疲惫的面容心疼地说：“那也不该如此劳
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辨；谁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萨迦格言》
公元1263年——藏历阴水猪年（癸亥）——南宋景定四年——蒙古忽必烈中统四年八思巴29岁，恰那25岁，真金20岁。
“喝口水歇歇吧。”我端着茶水放在奋笔疾书的八思巴面前，柔声劝道，“时辰不早了，你该睡了。”
“白日有许多佛事要处理，只能晚上来这创制蒙古新字的活计了。”他放下笔墨，抬眼看到化成人形的我，脸上又是红晕浮现，垂头端起茶盏轻抿一口，“大汗治下的蒙古国，有蒙古人、金人、汉人、契丹人、西夏人、畏兀儿人，还有吐番人。这么多民族各有各的语言文字，相互很难交流，混乱不堪。”
六月初，天已有些闷热，我为他轻轻打着羽扇，点头赞同：“是啊。忽必烈出一份诏书，往往要用七八种文字。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经常是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大汗自来到汉地，看到汉人的医药、历史、文化都比周边民族更先进，所以大汗命人翻译汉文典籍，可碰到的问题更加辣手。”他嗓音低沉，絮语绵绵地带着一般从容和优雅，“蒙古人所用的畏兀蒙文，是以畏兀儿语拼写蒙古发音，不甚准确且符号太少。以此畏兀蒙文翻译汉文，非但错漏百出，佶屈聱牙，甚至根本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所以大汗一直希望能有一种语言，不仅蒙古人可用，其他民族皆可使用。”
“那可太难了。”我摇着羽扇思忖着说。我活了300年，混迹人间，学会了不少语言，知道要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发明通用的语言绝非易事。
他望向书架上一排排汉文藏文典籍，面容像远山的晨雾般安静又清远：“所以我创制蒙古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同时还兼顾汉文、蒙文、畏兀儿文的书写习惯和发音特点。”
他在凉州时便一直努力学习汉文，彼时，他已经能用汉语向汉僧讲解般若和因明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