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皱皱眉,将蓝丝带缠绕在手指上打圈圈:“可是藏语是拼音字母,汉语却是一个个方块字,两种语言完全不同。要在汉语和藏语之间找出通译的文字,简直比登天还难。”
“所以要找出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藏文字母拼写汉文。如今我已摸索出一些门道了。”他将手指按在太阳穴处轻轻按摩,往后倚上靠枕,略有些疲倦地半闭上眼,“我希望,这套蒙古新字能让翻译汉文典籍不再困难。”
我上前一步想帮他捶肩,突然想到自己现下只能站在离他一臂距离处,只好讪讪地退开一步,好不容易才按压下这股念想,看着他疲惫的面容心疼地说:“那也不该如此劳
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辨;谁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萨迦格言》
公元1263年——藏历阴水猪年(癸亥)——南宋景定四年——蒙古忽必烈中统四年八思巴29岁,恰那25岁,真金20岁。
“喝口水歇歇吧。”我端着茶水放在奋笔疾书的八思巴面前,柔声劝道,“时辰不早了,你该睡了。”
“白日有许多佛事要处理,只能晚上来这创制蒙古新字的活计了。”他放下笔墨,抬眼看到化成人形的我,脸上又是红晕浮现,垂头端起茶盏轻抿一口,“大汗治下的蒙古国,有蒙古人、金人、汉人、契丹人、西夏人、畏兀儿人,还有吐番人。这么多民族各有各的语言文字,相互很难交流,混乱不堪。”
六月初,天已有些闷热,我为他轻轻打着羽扇,点头赞同:“是啊。忽必烈出一份诏书,往往要用七八种文字。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经常是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大汗自来到汉地,看到汉人的医药、历史、文化都比周边民族更先进,所以大汗命人翻译汉文典籍,可碰到的问题更加辣手。”他嗓音低沉,絮语绵绵地带着一般从容和优雅,“蒙古人所用的畏兀蒙文,是以畏兀儿语拼写蒙古发音,不甚准确且符号太少。以此畏兀蒙文翻译汉文,非但错漏百出,佶屈聱牙,甚至根本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所以大汗一直希望能有一种语言,不仅蒙古人可用,其他民族皆可使用。”
“那可太难了。”我摇着羽扇思忖着说。我活了300年,混迹人间,学会了不少语言,知道要在不同语言体系中发明通用的语言绝非易事。
他望向书架上一排排汉文藏文典籍,面容像远山的晨雾般安静又清远:“所以我创制蒙古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同时还兼顾汉文、蒙文、畏兀儿文的书写习惯和发音特点。”
他在凉州时便一直努力学习汉文,彼时,他已经能用汉语向汉僧讲解般若和因明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