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d。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她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我不是什么慰安妇。”〔“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戰爭犧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会”实行委员会编,1997〕
“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军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