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d。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她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我不是什么慰安妇。”〔“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戰爭犧牲者に思いを馳せ、心に刻む集会”实行委员会编，1997〕
“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军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