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理性和缜密性,只是堆“指导”得模棱两可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件匪夷所思事情。这样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格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国家,贯穿始终却是层出不穷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数千年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文化下子变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后,在这样背景中出现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迅速,中西文化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剧烈、新旧观念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想种主张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样随波逐流地乱叫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人物,思想或行为这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另方面或另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个人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意识这块可能是超前,生活习性这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而足,构成那段时间幅极其错综复杂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知识结构以及他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筹。伊藤博文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种直观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统”和“隆盛”,决意要走条西方列强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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