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理解,并且形成切合实际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时间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西洋阅历,使他更解世界大势和各国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看法,对于世界理解以及在入世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筹。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精神,有着改进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薄弱,使得李鸿章在遇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外交为例,李鸿章外交思想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认识,缺乏对于世界大势判断。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印象说:“从中国文明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但“从们欧洲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精神和思想理解是浅显,是支离破碎。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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