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这就是“忍”、“挺”二字绝妙所在。
吴汝伦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性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异。曾国藩是典型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强,在生活习性上却很土气;读书太多,凡事总有自己原则,往往在智慧同时,总残留着丝迂腐气,为人清高,不合群,爱较真。而李鸿章则不样,李鸿章总体上极具有江淮人性格,富有草根经验,爱面子,散漫,有着浓重“痞”气,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讲究实效,也比较世故油滑。这样相对实用性格使得李鸿章在官场上要比曾国藩适应得多,方面可以拉帮结派,另外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踪拳”。所以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在职位上超越他老师曾国藩,并且比曾国藩更得朝廷信任。
支军队气质往往体现着领头人气质。团队与帮派也是这样。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达30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李鸿章。曾国藩曾经洋洋自得地说:“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而在李鸿章“淮军”中,13营淮军11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对部下,常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在这点上跟曾国藩有所不同,李鸿章更多是讲义气,讲利益,他就像刘邦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做法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行为是不妥,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定思想,步调很难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往无前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判断标准不,湘军和淮军出现两种不同气质,到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等;而江淮人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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