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俱乐部:还有像柏林、纽约和(更晚的)东京这样的新兴市场。
在国际金融领域一直不敌欧洲银行竞争的美国银行,开始进场较量。小蓝债券的结算,为美国资本家打开了进入墨西哥的缺口,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法人公司的实验场,且这些公司的老板往往是金融资本家(见本章第6节)。在中国南部沿海获得成功并立住脚(尽管很脆弱),使得美国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益,因为战争重创了欧洲金融市场。到1920年,全球金融中心已经转移至纽约,在那里,一种与众不同的做生意的方式将会改变接下来的数十年(见本章第7节)。
不具人格性的有价之物(例如债券),发展出一如银行和其他法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生命,但非常人格化的东西,例如人类劳力的成果,却往往遭异化,不再为生产者所掌控,与生产者本身疏离。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科技的兴起,已彻底扭转“最靠近自家之物人最了解”这一传统观念。包装技术,加上广告(见本章第9节),促成较远甚至来自外国的东西,反倒比本地的东西更为本地人所熟悉、所信赖。罐装技术和z.府检查的进步,使人开始认为外来的工业产品比本国制的同类产品更为卫生。广告商告诉我们遥远异地的商品,大力形塑我们的自我认知,特别是传达流汗乃是低度发展象征,而非健康劳动象征这样的观念(见本章第11节)。
但广告的新奇之处,在于催生出一种有价值的新东西:商标。一如本章第10节所探讨的,商标的知识产权乃是19世纪所发明。公司可以买进,卖出,拥有名字,即使该公司转归别种宗教、别种国籍、别种专业的他人所有,消费者仍忠于该名字,但在过去,这种观念大概会被视为荒谬。过去,人信赖主事者,信赖包装里面的东西,但不信赖包装盒上的名字。但信赖不具人格性的大企业,加上z.府管制日增,促成了观念g,m。
商标之所以值得信赖,一部分源于一种未言明的假定,即某公司若大到有能力做广告,就必然好到有能力生产珍贵的产品。这观念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观进一步演绎的结果。凡是经营成功的公司或产品,必然是最好的公司或产品。但在工业上,某一标准(不管那是铁轨轨距或放映系统规格或电脑系统)的蔚为主流,不必然是因为那标准从任何客观角度来衡量都是最好而雀屏中选。过去,全球铁轨所选用的轨距(见本章第13节),因太窄而无法行驶速度快而体型大的列车。但那是第一个采用的轨距,它的成功意味着其他人建造铁轨和火车头时,不得不迁就这较窄的轨距。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