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俱乐部：还有像柏林、纽约和（更晚的）东京这样的新兴市场。
在国际金融领域一直不敌欧洲银行竞争的美国银行，开始进场较量。小蓝债券的结算，为美国资本家打开了进入墨西哥的缺口，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法人公司的实验场，且这些公司的老板往往是金融资本家（见本章第6节）。在中国南部沿海获得成功并立住脚（尽管很脆弱），使得美国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益，因为战争重创了欧洲金融市场。到1920年，全球金融中心已经转移至纽约，在那里，一种与众不同的做生意的方式将会改变接下来的数十年（见本章第7节）。
不具人格性的有价之物（例如债券），发展出一如银行和其他法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生命，但非常人格化的东西，例如人类劳力的成果，却往往遭异化，不再为生产者所掌控，与生产者本身疏离。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科技的兴起，已彻底扭转“最靠近自家之物人最了解”这一传统观念。包装技术，加上广告（见本章第9节），促成较远甚至来自外国的东西，反倒比本地的东西更为本地人所熟悉、所信赖。罐装技术和z.府检查的进步，使人开始认为外来的工业产品比本国制的同类产品更为卫生。广告商告诉我们遥远异地的商品，大力形塑我们的自我认知，特别是传达流汗乃是低度发展象征，而非健康劳动象征这样的观念（见本章第11节）。
但广告的新奇之处，在于催生出一种有价值的新东西：商标。一如本章第10节所探讨的，商标的知识产权乃是19世纪所发明。公司可以买进，卖出，拥有名字，即使该公司转归别种宗教、别种国籍、别种专业的他人所有，消费者仍忠于该名字，但在过去，这种观念大概会被视为荒谬。过去，人信赖主事者，信赖包装里面的东西，但不信赖包装盒上的名字。但信赖不具人格性的大企业，加上z.府管制日增，促成了观念g,m。
商标之所以值得信赖，一部分源于一种未言明的假定，即某公司若大到有能力做广告，就必然好到有能力生产珍贵的产品。这观念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观进一步演绎的结果。凡是经营成功的公司或产品，必然是最好的公司或产品。但在工业上，某一标准（不管那是铁轨轨距或放映系统规格或电脑系统）的蔚为主流，不必然是因为那标准从任何客观角度来衡量都是最好而雀屏中选。过去，全球铁轨所选用的轨距（见本章第13节），因太窄而无法行驶速度快而体型大的列车。但那是第一个采用的轨距，它的成功意味着其他人建造铁轨和火车头时，不得不迁就这较窄的轨距。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