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员工体检中心接受了HIV病毒检测，因为三个月前我被一位阳性病人用过的针头扎伤了。她的HIV病毒载量是无法检测级别，但毕竟还是存在风险。而且自那之后我脑袋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就好像接到了税务海关总署的账单一样。
抽血时，和体检中心的主治医生聊了一会儿，我问他医院会怎么处理得了艾滋病的产科医生。“肯定不能干临床了
我之前尝试过的方法，还核实了一下我是否了解这项手术该怎么操作，之后终于点头同意了。她正从家开车往医院赶，但我俩都知道，等她到了的时候，一切也都结束了，要么万事顺利，要么家破人亡。
当医生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这么紧张过：我正准备切断病人的骨盆，但并不知道她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动刀之前我再最后试了一次，没想到之前各种乱七八糟的体位动作终于有了效果，孩子的手腕出来了，随即到来的是一个浑身瘫软的宝宝，助产士赶快抱给儿科医生处理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发出第一声啼哭，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曾经在课本里读到过关于肩难产的文章，作者当时写道，一次成功的肩难产接生，要求你“肌肉极其有力，而且能和魔鬼玩花招”，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孩子哭了，哈利路亚。助产士眼泪都掉了下来，不过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孩子有没有臂丛神经伤(7)。儿科医生偷偷对我耳语，说孩子的两只胳膊看起来都很正常。
接生过程中母亲遭受了三级撕裂，虽然情况不理想，但和整件事比起来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让助产士把她推到手术室，这样我就能歇20分钟，填一下接生报告，再喝杯咖啡。这时候住院医生推门进来了——问我能不能快速到隔壁帮他做一台吸引器接生。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可能因为他的母语是希腊语；可能他忘记我之前说要指导他做超声检查了；也可能我应该把话说全，告诉他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胎儿的性别”。总之，那位住院医生在走廊另一头看到我后，脸上满是困惑、嫌弃，直接掉头就走。哎，我不应该兴致勃勃地邀请他“看我干个小宝宝”的。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出妇科门诊时，我拿起下一位病人的病例翻看了一下。我还记得她的名字——果不其然，3月份时我给她看过病，当时还给她的家庭医生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我突然发现，由于排版错误，信里漏掉了“犹豫”二字，于是变成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别联系我。
还挺管用，对方一次也没烦过我。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