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我在牛津的家里安心写作了几天。“自己去花园里摘菜吃。”我妈出门时留下话。我照办了,走到空气冷冽的户外,从湿润的黑土中拔了萝卜和青蒜,又摘了点菠菜叶子,洗了之后切好,放进蒸锅里。午饭时间,我就坐在饭桌前,面对着一盘子蒸菜。我撒了点盐,又滴了些橄榄油。接着我发现,被蒸得懒洋洋、蔫不拉几的叶子之间,有只漂亮的小菜虫,大概有两三厘米长,淡绿色,很可爱地躺在那儿,颜色清新、通体干净、冒着热气,像婴儿奶嘴那么鼓鼓囊囊的。
我刚想把这虫直接扔出门去,突然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起几个星期前写过一篇长文,描述我在中国吃昆虫的经历。那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到四川一家专门做昆虫菜的餐厅吃饭,吃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特色菜,其中有蜂蛹、柴虫和爬沙虫。这些也都是很贵的菜,高价卖给好这口的城里客人,可不是什么粗野的农家菜。有些菜倒真是挺好吃。
在吃这件事上,我面对过的文化禁忌也算无数了。我的态度一向是把这些禁忌抛诸脑后,尽管吃。这几乎已经成了个习惯。十年前,我大概要花半个小时,才能鼓起勇气吃个炸蝎子。拿筷子夹着,紧张又害怕,把那钳子和毛乎乎的尾巴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一咬牙、一闭眼塞进嘴里。现在嘛,遇到新的吃食,就算是最最恶心可怕的那种,我也就犹豫个一两分钟。当然,一旦东西入了口,木已成舟,禁忌打破了,一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我在台湾犯了个错误,铁了心要和一位著名美食作家争个高下。“嗯,虫子嘛,吃过啦,”我吹嘘着自己在四川吃过的很多虫子,有成虫,还有蠕动的幼虫,“还有蛇肉、狗肉,吃过很多次啦,完全不在话下。”楚先生咧嘴笑了。“嗯,”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在云南的一家餐厅,服务员给我拿来一只活的菜虫,有好几寸长。他激我的将,叫我一手用大拇指把它的头按在桌上,另一只手把身子扯下来,就那么直接吃掉,非常美味哦。”此话一出,我很快闭了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不管你有多努力,吃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中国南方人自创的游戏,你是永远打不败这些人的。但是我也尽力了。
我妈多年来循循善诱、润物无声地苦心为我培养起来的英式餐桌礼仪,被中国的那些年毁得一干二净。在中国吃饭,我会直接把骨头吐出来,会把饭碗举到嘴边,会和所有人一起心满意足地咂吧嘴。“你都算半个中国人了。”中国的朋友都这么对我说。我瞪圆自己那双白种人特征显著的眼睛看着他们,却也不得不承认,我心中的那个自己,再也不可能是个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