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心来，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以掩饰她的不自在。她跟我一一讲述我们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一言不发地听着，听她讲述铁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兴。
不过当我们开始聊我的案子时，我一下子就泄气了。在我被捕后的头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特别是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韦尔士经常给她打电话。然而，他们很快就按照职位的级别，由上到下，先后与克拉拉中断了联系，克拉拉孤立无援。尽管如此，她仍请求与柏珂龙在总部见一面。柏珂龙委派了电力部的负责人菲利普·科歇去见克拉拉。我一直与菲利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原定于8月5日在勒瓦卢瓦见克拉拉。我们本来对这次会面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也想了解阿尔斯通在美国司法部的诸多限制下，将如何援助我。不幸的是，因为我在7月29日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科歇在约定的前一天取消了这次见面。他告诉克拉拉，他今后不可能再与她联系。就这样，所有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这对克拉拉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对我也是。
此外，阿尔斯通面临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加。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我在重新启动上加引号是因为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内容都是由检察官提前写好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编织了一张网，事先计划好了每一步，并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起初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他当时的职位比我高——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是中间人合同的3个最终签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龙的软肋。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龙应该能预感到距离被美国司法部控诉又近了一大步。根据同一天发布在美国司法部网站上的起诉书，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而这必然能减轻我的一部分责任。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
我现在太了解诺维克和卡恩了，以至于我不能不怀疑他们在秘密策划一场阴谋。我特别惊讶的是，美国司法部冒着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风险，事先公开了对他的指控，可他们却煞费苦心地对我的指控守口如瓶。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对柏珂龙施加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