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彭波尼写道：“周五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您还对我说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可是现在我突然得知，我们公司变成了备选！明天发给我一份补救方案。我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项目！”
2003年9月末，公司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召开了一次危机公关会议。会上，丸红株式会社向我们证实（正如我之前强烈怀疑的那样），我们的美国对手已经承诺向评估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支付贿金。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日本公司达成了协议，雇用一位新的中间人——一个叫阿兹曼的人。我不认识阿兹曼，也从未见过他，但是在另一份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淡水河口二期项目中，国际关系部和他合作过。而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确保雇用这位新中间人不会超出我们的预算。我们最终决定，将第一位中间人谢拉菲的报酬比例降低：他领取的佣金不超过销售额的1%，也就是大约60万美元；剩余的2%则许诺给阿兹曼。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霍斯金斯立即请示巴黎总部，总部在24小时内便给他开了绿灯。2003年9月，阿兹曼登上舞台，很快便大获全胜。2004年，我们最终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然而，雇用两名中间人，需要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开设两条平行的资金流通渠道：美国的温莎总部负责支付酬金给谢拉菲，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则负责支付酬金给阿兹曼。为了证明阿兹曼所获酬金正当合法，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还要提供“伪造的服务证明”。协助开具这份文件的人，正是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合规部门的职员。
2004年5月24日，塔拉罕合同最终签署前夕，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总裁艾迪·维迪奥诺接受邀请来到巴黎，走上了阿尔斯通总部的红地毯。为了迎接这位总裁，柏珂龙召集了自己的所有幕僚。我与集团其他高层共同参加了招待仪式后的午餐会。集团上下都十分清楚，阿尔斯通为了取得这块未来的市场，都开出了什么条件。2004年6月26日将最终签字。
我此后再也没有追踪过这件事的进展。我只知道，直到2009年，谢拉菲才收到最后一部分酬劳。而我在2006年中期就被调回了法国。
如今，检察官指控我是这起行贿案件中的“共谋”之一。然而，正如我向斯坦和莉兹两位律师极力重申的那样：
“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没有获得一分钱‘回扣’。更何况在起诉书中，检察官们也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有任何疑问，就会写在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