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任务，我的职责仅仅是把中间人的费用纳入总销售额之中，其余的事情不归我负责。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未来的中间人谢拉菲在阿尔斯通巴黎总部受到接见，和他一起受到接见的人是穆伊斯，那位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负责能源事业的议员。借此机会，谢拉菲还被引见给劳伦斯·霍斯金斯（柏珂龙以下的第二级管理层）——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随后，谢拉菲还将会见合规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甚至还在考虑，有朝一日凭借他的帮助再签下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份合同。总而言之，巴黎之行结束后，合规部门和霍斯金斯批准了雇用谢拉菲作为塔拉罕项目的中间人。我的上司们似乎对这位中间人给出的保证非常满意。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谢拉菲的任务非常简单：组织同客户、政客、财政专家以及顾问工程师之间的会谈，向他们夸赞本公司标书的卓越之处。简而言之，就是一名说客的常规工作。他的酬劳定为总销售额的3%，这也是这类服务的常规报酬比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谢拉菲正式投入工作。在这个项目中，阿尔斯通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比例各占50%（丸红株式会社也批准了雇用谢拉菲做中间人），共同与一家美国大企业竞争。刚开始时，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极为顺利。据了解，我们的标书定价最低，技术评估最优。很明显，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然而我们也明白，战胜美国公司一直都很困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支配的国家。因此，我同谢拉菲和莫纳夫一同拜会了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以求捍卫公司的利益，同时试图平息美国“巨人”的怒火。
对于下面的事，我不用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2003年夏天，这条消息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形势突然倒向对美国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显，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或者只是承诺向其行贿，美方中间人“扭转”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评估团队的意见。我们面临着丢标的危险，日方合伙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于是，丸红株式会社的总裁直接联系柏珂龙，向其表达对塔拉罕项目的担忧。在巴黎，合同谈判将会失败的预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很快收到了帕尤纳斯的命令，要求我火速赶往印度尼西亚，尽可能减少损失。总部也委派霍斯金斯亲赴现场。我背负着巨大压力，命令同事们尽一切努力扭转局面。在无数封邮件中，有一封邮件今天被检察官拿来指控我，此邮件将当时恐慌的气氛展露无遗（起诉书附录55）。2003年9月16日，我给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