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作让我感到紧张。我受雇于一家名为“公众联盟”的组织，在其于芝加哥新成立的分会担任执行董事，而这个组织本身也刚成立不久。也就是说，我要在一个新机构里再创业，并且是在一个我没有丝毫专业经验的领域。“公众联盟”是一年前在华盛顿成立的，创始人是瓦内萨·基尔希和卡特丽娜·布朗，两个人当时都刚刚大学毕业，希望帮助更多人进入公共服务和非营利工作领域。贝拉克在一次开会时认识了她们，并成为这个组织董事会的成员，最终向她们推荐我担任职务。
这家机构和“美国教育行动”的模式有点类似，在当时来说是相对新颖的：“公众联盟”招募有才华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集中培训和负责的导师，介绍他们进入社区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带薪实习十个月，希望他们能够施展才华，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更大的目标是，借这些机会让受招募的人—我们称其为“盟友”—在未来有经验和动力继续从事非营利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以此来助力新一代社区领袖的培养。
这个愿景引起了我很深的共鸣。我还记得在普林斯顿上大四那年，我的同学大部分要么在准备MCAT[1]和LSAT考试，要么穿上正装去面试公司管理培训生的岗位，从未考虑过甚至从未意识到还有很多公益性职位的存在（起码我是这样）。“公众联盟”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改变当时这一状况，拓宽正在选择自己职业道路的年轻人的视野。我尤其欣赏的一点是：它的创始人不是想把常青藤名校的毕业生空降到城市的社区里，而是更注重发掘和培养当地的人才。你并不需要拿到大学学位才能成为盟友，你只需要有高中毕业证或者GED[2]证书，年龄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显示出了一定的领导能力，即使这一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开发。
“公众联盟”旨在挖掘潜质—发现它，培养它，让它得到发挥。它致力于挑选一些才华可能被忽视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做有意义的工作的机会。对我而言，这份工作就像是命运特意为我准备的。坐在盛德四十七层的办公室里，我曾有许多次惆怅地看着窗外的南城，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施展我的能力。我知道在像我长大的社区那样的地方有很多隐藏的人才没有被发现，我非常确信自己知道怎么去发现它。
在我思考新工作时，我的思绪常常回到童年，特别是布林茅尔小学二年级时，在铅笔乱飞的嘈杂的教室里度过的一个月，后来我母亲想办法把我救了出来。当时，我只为自己的好运感到庆幸。但是当我人生的好运从那里开始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时，我开始更多地想到其他二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