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孩子，他们被困在那间教室里，跟着一个没有爱心也没有动力的老师。我知道我并不比他们中任何一个更聪明，我只是有后盾。后来我长大了，开始更多地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当别人为我取得的成就鼓掌时—好像这不是一个奇怪而令人痛苦的巧合。那些二年级的孩子，由于一个并非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失去了一年的学习时间。足够的阅历让我明白，即使是微小的差距也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华盛顿，“公众联盟”的创始人当时已经招募了十五个没有经验的盟友，他们正在市里多家机构工作。他们还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在芝加哥开办分会，成为第一批通过“美国志愿计划”获得联邦资助的组织，这个计划是在克林顿总统任内设立的。这就是我这份新工作的背景，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在谈工作条件时，我了解到非营利组织的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就是：它不盈利。起初谈的时候，给我的薪水少得可怜，比我在芝加哥市政厅的薪水还要低很多，而那已经是我做律师时薪水的一半儿了，这让我根本没有办法答应。后来，我对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像“公众联盟”这样由年轻人创立的新组织，以及在里面工作的许多善良慷慨、充满激情的人，有了另一个发现：他们和我不同，似乎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们的美德都有优越的背景支撑—要么没有学生贷款要偿还，要么某一天会继承家族遗产，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事情明朗了，如果我想要加入，就要进行协商，提出我心目中最低的薪酬要求，而那要比“公众联盟”期望的高很多。但这就是我的现实。我不能对自己的需求感到难为情或羞愧。我当时每个月要还大约600美元的学生贷款，我嫁给的这个男人自己还有法学院的贷款要还。“公众联盟”的领导听到我学生贷款的总额以及相应的每月还款数额后，简直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努力到外面筹集了新的资金，让我最终能够加入。
就这样，我开始大展拳脚，迫切地想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些事情。这是我人生第一个从零做起的工作机会：成功还是失败，完全取决于我的努力，而不是我的老板或其他任何人。1993年春天，我疯狂地投入工作，开设办公室，招募了几个员工，目标是秋天时就能招募到第一批盟友。我们在密歇根大道的一栋楼里找到一间租金便宜的办公室，一家当时正在重新装修办公室的企业咨询公司捐给我们一些二手桌椅。
同时，我把贝拉克和我在芝加哥所有的人脉关系捋了一遍，开始寻找捐赠者和能帮助我们获得基金会长期支持的人，还有那些愿意在第二年邀请盟友在他们的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