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位于克利夫兰郊区的家来到芝加哥，说是来看我，但是很快他又说，因为芝加哥这样的城市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毛绒玩偶服装，帮他赢得即将到来的吉祥物选拔赛。我们花了一整个下午，一起在各个商店里寻找服装，讨论衣服是否够宽松，方便翻筋斗。我不记得凯文那天是否找到了完美的毛绒玩偶服装，我也不确定他最后是否得到了扮演球队吉祥物的工作。不过他最后还是成了一名医生，而且是很好的医生，并和我们的一位普林斯顿校友结了婚。
在当时，甚至是现在，我都因为他的开小差而对他颇有微词，我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昂贵的教育，不立即把它转化成在世上进阶的资本，这不正是这个学位的价值所在吗？为什么当你可以进医学院时，却愿意去扮演一只翻筋斗的狗？
但这就是我。就像我说过的，我是一个习惯于打“√”的人，我的行进节奏就是付出努力，得到回报，再付出努力，再得到回报。如果我家里没有人（除了克雷格）曾经走过这条路，我会坚定地沿着固定的道路走。我在对未来的考虑上没有太多想象力，换句话说，我当时已经在考虑法学院了。
在欧几里得大道的生活教会我，或许也是迫使我，在时间和金钱上要客观理智，讲求实际。我最大的一次“不务正业”就是在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决定用前一半儿假期去纽约哈德逊河谷做一名营地辅导员，照看第一次到森林探险的城市孩子。我喜欢那份工作，但它几乎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身无分文，被迫开口向父母要钱。尽管他们从未有过怨言，但是之后好几年我都为此感到愧疚。
也是在那个夏天，我的亲人开始有人离世。先是姑婆萝比—我那位严苛的钢琴老师，她在6月去世，把她的房子遗赠给了我的父母，他们第一次成了房屋业主。一个月后，我的外祖父去世了，他是肺癌晚期，因为长久以来对医生的不信任，他没有接受任何及时的治疗。外祖父的葬礼过后，母亲那边的大家庭的成员还有外祖父的几个朋友和邻居，一起聚在了外祖父那间舒适的小屋子里。温暖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感到一种失去的悲伤。对习惯了大学里的与世隔绝和生机勃勃的我来说，这些都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是一种比我在学校里能感知到的东西更深沉的情感，代际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小时候的表亲和堂亲都已长大成人，我的上一辈已然变老。新人在喜结连理，新的孩子在出生。在外祖父家的餐厅，音响设备依然都在他亲手打造的橱柜里，大声播放着爵士乐唱片，我们吃着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