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位于克利夫兰郊区的家来到芝加哥,说是来看我,但是很快他又说,因为芝加哥这样的城市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毛绒玩偶服装,帮他赢得即将到来的吉祥物选拔赛。我们花了一整个下午,一起在各个商店里寻找服装,讨论衣服是否够宽松,方便翻筋斗。我不记得凯文那天是否找到了完美的毛绒玩偶服装,我也不确定他最后是否得到了扮演球队吉祥物的工作。不过他最后还是成了一名医生,而且是很好的医生,并和我们的一位普林斯顿校友结了婚。
在当时,甚至是现在,我都因为他的开小差而对他颇有微词,我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昂贵的教育,不立即把它转化成在世上进阶的资本,这不正是这个学位的价值所在吗?为什么当你可以进医学院时,却愿意去扮演一只翻筋斗的狗?
但这就是我。就像我说过的,我是一个习惯于打“√”的人,我的行进节奏就是付出努力,得到回报,再付出努力,再得到回报。如果我家里没有人(除了克雷格)曾经走过这条路,我会坚定地沿着固定的道路走。我在对未来的考虑上没有太多想象力,换句话说,我当时已经在考虑法学院了。
在欧几里得大道的生活教会我,或许也是迫使我,在时间和金钱上要客观理智,讲求实际。我最大的一次“不务正业”就是在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决定用前一半儿假期去纽约哈德逊河谷做一名营地辅导员,照看第一次到森林探险的城市孩子。我喜欢那份工作,但它几乎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身无分文,被迫开口向父母要钱。尽管他们从未有过怨言,但是之后好几年我都为此感到愧疚。
也是在那个夏天,我的亲人开始有人离世。先是姑婆萝比—我那位严苛的钢琴老师,她在6月去世,把她的房子遗赠给了我的父母,他们第一次成了房屋业主。一个月后,我的外祖父去世了,他是肺癌晚期,因为长久以来对医生的不信任,他没有接受任何及时的治疗。外祖父的葬礼过后,母亲那边的大家庭的成员还有外祖父的几个朋友和邻居,一起聚在了外祖父那间舒适的小屋子里。温暖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感到一种失去的悲伤。对习惯了大学里的与世隔绝和生机勃勃的我来说,这些都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是一种比我在学校里能感知到的东西更深沉的情感,代际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小时候的表亲和堂亲都已长大成人,我的上一辈已然变老。新人在喜结连理,新的孩子在出生。在外祖父家的餐厅,音响设备依然都在他亲手打造的橱柜里,大声播放着爵士乐唱片,我们吃着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