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段时间，建筑师不仅管造房子，也管疏浚河道的事儿。克里斯托弗·雷恩不仅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也改变了弗利特湖下游的走向，拓宽了水道，使其能用于运煤。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弗利特湖结束了其排污通道的生涯。等到那些地下污水管道也干涸之后，那些宏伟的雷恩风格的穹顶和拱廊就成了城市下面的非法聚会场所。人们到了晚间会聚集在早已不再有水的水道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即便是文学或艺术的声名也无法保全得了我们身边的世俗之物。画家康斯塔布尔画过的湖水干涸了，被汉普斯特德荒原给掩埋。靠近赫恩山的一条细细的埃弗拉河支流曾被拉斯金描述为“一条蝌蚪满布的清渠”，景色在他的素描中显得十分清丽，而它现如今可能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某幅存档的图画之上。古老的泰伯恩行刑场不见了，甚至在地理学家和史学家那里也未留下踪迹。因而我相信，我费尽心思记录下来的下里奇蒙德路两边的建筑也大有可能危在旦夕，以大致相仿的方式湮灭，就像战争期间失去的那些伟大建筑，就像我们许多人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父母不在了这件事能显得如此无动于衷呢？父亲，我们亲眼看到他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阿弗罗都铎飞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到底去哪儿了？我曾经坐到一辆懒洋洋开着的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俯瞰空荡荡的街道。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个人都见不到，只有寥寥几个小孩子，孤零零地走着，了无生气，像是些小幽灵。那是战争的幽魂尚未散尽的年代，那些没有灯火的灰色建筑，即便到了晚间，其破碎的窗户在原先是玻璃的地方依然覆着黑色的东西。城市依然感受到伤痛，彷徨无依，城中的人自然也就不理会规矩和法度。能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过了，不是吗？
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蛾子很危险。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倒不是他对我们有哪里不好，不过他是个单身汉，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说出真相——经常的感觉是，蛾子打破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原本应当安全地存在于我们房子之中的。如果一个孩子听到了只该讲给大人听的笑话，你就能看到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原先以为安静而又害羞的男人，现在却因为身上的秘密而显得危险起来。所以，即便我不愿相信那天晚上他在煤气暖炉边讲到的东西，也还是把那些信息收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母亲走后我们与蛾子单独相处的最初几周里，家里只有过两位访客，一位是皮姆利科镖手，还有一位是来自比格斯街的歌剧演员。从学校回到家里后，我有几次注意到她和蛾子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