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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和其他任何城市都不一样，同时集中了全球棉花贸易的所有核心功能。它的商人买卖原棉，运输棉花产品，并为棉花种植和棉花制造提供资金。其他棉花城市则更加专业化。例如，新奥尔良、亚历山大港和孟买的商人掌握了原棉出口，而不来梅和勒阿弗尔的商人则接受前者的货物。纽约和伦敦的商人专注于为贸易融资。而广泛分布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累西腓、汉堡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里的商人，他们收到纱线和布料，再把它们分销到内陆腹地。
然而，这些城市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与利物浦匹敌。棉花流动的渠道并不是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渠道在某些点上变窄和扩大，流量和速度是影响力分布的直接表现。网络越深，速度越快，其权力也就越大。利物浦享有连接许多地方的贸易和信息的洪流，而密西西比的腹地城镇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只有慵懒、温和的流量，只和极少数地方交流。因此，位于一个“商品链”的最开始的地方或者最末端的地方，通常都意味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棉花网络集中于利物浦这一个城市导致了新的权力等级，这个创新的发展取代了艾哈迈达巴德或苏拉特或瓦哈卡等城市中的旧棉花网络和旧商人集团。利物浦商人在19世纪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棉花多极世界向单极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利物浦的棉花交易所来说，其高窗之外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综合体。贪婪的赢利欲望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要求越来越多的棉纺织厂以及开放更多的棉布市场。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杠杆化的产业扩张的生存依赖全球农村的永久转型，需要后者动员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和提供市场。然而，尽管利物浦的资本及其商人无所不在，但在黑森林、孟买或密西西比，这些地区彼此相联系转型的性质却截然不同。
虽然利物浦的商人位于这个新的棉花帝国的核心地带，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棉花帝国，但他们只是全球从事棉花贸易的许多贸易集团之一。这些贸易商共同协调了数十万奴隶、农民和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经营着大小农场的棉花种植者的努力。这些贸易商共同把这些原材料运送给成千上万为工厂购买棉花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则把纱线和布料送到市场和商店，再把这些棉花商品卖给数百万消费者。商人将纤维和布料从密西西比种植者或古吉拉特的农民运交给奥尔德姆或茨维考的纺纱厂，从曼彻斯特制造商运交给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从米卢斯的工厂运交给纽约的店家。商人把资金预付给巴巴多斯种植者，让后者去种植棉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