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能够在苻生,bao政时期得以幸免
关键。《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称“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以免”，李威在苻坚兄弟发动宫廷政变策划行动中发挥
关键作用，“诛苻生及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遂有辟阳之宠”。苻坚对李威也很敬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正是由于李威推荐，苻坚才重用王猛。苻坚与李威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世祖顺治皇帝与多尔衮关系。在氐羌文化传统下这种私情本无不妥，苟氏与李威关系当时大概是公开，故史官并不忌讳予以记录。可是过
些年，当苻坚努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华夏传统下圣主明君时，这样记录自然是不可饶恕。
十六国时期史案还不止苻坚这例。据刘知几《史通》，刘聪时也发生过诛杀史官事。《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既然“甚得良史之体”，又何以“讪谤先帝”呢？自然是些当初以为正常、后人却不愿看到记事。刘聪既怒诛史官，也必定毁弃史稿。类似毁弃历史记录事还发生在石虎时期。据《史通》同卷同篇：“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石虎之所以要“刊削”史稿，定是因为其中某些记事触及敏感，和公师彧史书样。其结果，由于个别违碍记事触怒君主，整部本意在于歌颂开国之君史书都被毁弃。
和崔浩史狱样，苻坚“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同样是文化转型下历史书写所引发问题，而问题本质，同样是政治权力要求历史学为文化转型做出牺牲。《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说，苻坚焚书之后，安排史官重新编写历史，只是“著作郎董朏虽更书时事，然十不留”。这来苻秦历史就变得简明清爽，除苻生这个万恶不赦昏君以外，再没有碍眼文字。读史者感慨，十六国时代“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赵翼《廿二史札记》），在
看来是不免上史书当，或者说是上那些“僭伪之君”当。这些有鲜明内亚历史背景统治者，似乎特别在乎历史怎
讲述他们，其结果，史书当然都是些不可思议好话，这都是刻意遗忘结果。这种遗忘过程，方面是对文字历史记录密切监督，对口头忆旧话题严格规范，造成那些敏感事项沉默与隐退；另方面，重视历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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