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难以避免。似乎可以进步说,为有助于实现文化转型历史,史学直笔和实录原则就不免要承受定程度牺牲。尼采在《不合时宜沉思》中章《历史对于生活利与弊》里,说过这样段话:“关于过去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他强调,对于历史不应当只看到发生过,而且要看到“不应当这样”。只有站在现实制高点上,解和阐释历史才是必要和可能。他还说:“对于个体、群体和文化健康来说,非历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尼采话对于们理解历史中历史学是有警醒作用。孔子“微言大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遗忘。例如,十六国北朝某些姓氏本来出自非华夏人群,经过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鲜明差异消失,到隋唐时代,这些家族后人叙述家族历史时,无不溯源至两汉甚至三代。这种历史认同转换,可说是中国社会史基本形态,现存家谱、族谱和地方志,都可以提供巨量例证。现代史学固然以求真复原为原则,可是这个原则在史学独立以前并不是随处可用。设想下,当个鲜卑步六孤氏(孝文帝时改为陆氏)后裔宣扬自己出于吴四姓之陆氏,你会不会去揭发他编造历史呢?如果你出于对历史忠诚而确这样做,偏巧他又是有权有势人物,你会不会被顿,bao打呢?当然,可爱书呆子代不乏人,被,bao打故事也史不绝书。
文化转型与直笔史德之间如此天然紧张,普遍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各类人群,尤在以内亚征服者面貌出现王朝或政权中更为常见。这里举个崔浩之前例子,即研究者常常提到苻坚“大检史官”故事。
据《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在审查史官历史记录时,发现竟有他母亲苟氏与功臣李威有私情记录,恼羞成怒。原文是这样:“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因为找不到人追究,才没有形成大狱。李威是苟氏姑表兄弟,据说他们两人结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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