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7人死在海上，至少又有150人在登陆后死去。5为了控制运送过程中严重的罪犯死亡问题，英国z.府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因为z.府明白，将健康的罪犯有组织、高效地运往殖民地，对于更广泛的刑罚殖民开发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英国z.府严正要求负责运送罪犯的私人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并且延期支付每个罪犯的运送费用，直到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一名海军医生，他们对z.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虽然一些船上仍存在疏忽照看和虐待罪犯的现象，但是到1815年，运送途中的死亡率下降为1/85。到1868年年底，死亡率仅为1/180。6
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后勤难度并不比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滚滚波涛造成的后勤难度小（甚至可能更大）。每年都让几千名难以管束且有时举止,bao力的罪犯跨越几千千米的不毛之地，对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西伯利亚大陆仅有一套稀疏的路网和几条毫无用处的河流（因为它们都是南北向的，而不是自西向东流），而且这片大陆在每个冬天都是一个危险的冰雪世界。
与那些欧洲对手相比，俄国的国家机器较为原始，在行政重担的压力下已经运转困难。圣彼得堡的势力范围不像伦敦或巴黎那么宽广。即使在俄国欧洲部分，国家也几乎没有与其人民直接接触。国家把管理权下放给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在大部分俄国臣民（农民阶层）的经验中，帝国陆军是唯一一个直接且持续地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西伯利亚行政*员和他们在首都的主人之间距离遥远，这一现象扩大了这种官僚制度缺陷的影响。由于资源不足且几乎没有责任，*员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无视、剥削并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
罪犯离开俄国欧洲部分时身强体健，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目的地时，这些人衣衫褴褛、体弱多病且饥肠辘辘，他们的形象讥讽着圣彼得堡*员所设想的强壮刑罚殖民者。遣送过程本身就挫败了国家在西伯利亚实行刑罚殖民的战略野心。随流放队伍向东跋涉的人既沮丧又绝望，这些人就是对国家的虚弱和无能的控诉。界标柱与其说是君主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是其限度的标志。
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可能会从俄罗斯帝国的以下五个城市出发：圣彼得堡、波兰王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多数人都会经过在莫斯科的中央中转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