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轻时起，我就想重新改写某一些文学作品。我既被它们打动，又觉得这些作品的创作手法比不上内在于它们的其他可能性。这种想法一直诱惑着我，我认为这种诱惑被奥拉西奥·基罗加的几篇作品推向了极致，最终在孤寂中被消解，这也是更可取的选择。原本出于爱而做出尝试，往往会被认为是傲慢和卖弄学识。我在孤独中遗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某些文字达不到它们本身和我内心深处徒然企求的水平。
现在，偶然和一捆旧稿纸给我提供了实现我未竟心愿的机会，而这一次诱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文字，一篇题为《船》的长故事。在草稿的最后一页，我找到了这样的批注：“真糟糕！这篇故事我一九五四年写于威尼斯；十年后，我重读它，很喜欢，写得真是太糟糕了。”
正文和批注都已经被遗忘，在那十年之后，又过了十二年，现在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赞同自己批注上的观点，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曾经觉得这个故事很糟糕，现在也觉得，但为什么我曾经喜欢它，现在也喜欢。
接下来，我试图向自己证明《船》的文本写得不好，因为它是虚假的，因为它试图讲述的事实，当时的我无法把握，现在于我而言却显而易见。如果要重写，会消耗大量的精力，而且是对自己的背叛（对此，我不是很确定），那几乎会像是另一个作家的作品，而我则会落入我开头提到的卖弄学识的陷阱之中。我也可以保留它的原貌，同时展现出我现在领悟到的故事的内涵。这个时候，朵拉出场了。
如果朵拉思考过皮兰德娄的作品，那么从一开始她就应该来找作者，斥责他的无知或者他始终不变的虚伪。然而，现在是我在向她走去，让她摊牌。朵拉无法得知谁是故事的作者，她的批判只能针对故事里发生的情节，她在那里存在着。发生的事碰巧是一篇文字，她则是文字中的人物，但这两个事实并不会改变她同样以文字形式持有的权利，面对一篇观点不够充分甚至居心叵测的文字，她有权反抗。
就这样，今天，朵拉的声音不时地打断原来的文本，也就是我一九五四年写于多吉膳宿旅馆的手稿。她所修正的只有一些细节和一些重复的短小段落，因此读者们将在这份手稿里找到一切我认为糟糕的写作手法，以及一切朵拉认为糟糕的故事内容，说到底，这可能又是同种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
旅游业玩弄它的拥趸，将他们安插进虚假的时机，让法国的某个口袋里出现多余的英国硬币，让人们徒劳地在荷兰寻找某种普瓦捷特有的美味。对于巴伦蒂娜来说，四泉路的罗马小酒吧仅仅意味着阿德里亚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