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开阔空旷的客厅中央，在磨损了的皮沙发和我那台仍用来播放年代久远、布满划痕的布鲁斯专辑的老旧立体声音响之间，放着一块被压扁的金属块。它的底色是红色，有白色的条纹贯穿其上。当阳光以刚刚好的角度照射在金属块上时，它反射出的光芒真是璀璨夺目。它不是桌子——尽管我无数次在上面搁东西。没有一个来我屋里拜访的人不问起它。我每次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由我的心情和提问人的身份而定。
我有时候说“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有时候说“那是一块超大的记忆碎片”。还有时候说“那是六八年产的福特野马敞篷款”或者“那是闪耀的复仇之火”。甚至会说“那是固定整幢房子的锚，如果没有它，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早就飘到天上去了”。有时我只简单地说“那是艺术”。男人总试图把它举起来，但从不会得手。女人大多用手背轻柔地触碰它，好似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量体温。如果这些女人中的某个用手掌去触碰它，如果她的手指沿着一边划过，并说出“它冰冰凉”或“手感不错”之类的话，我会把那当作可以试着勾引她上床的信号。
人们就我的压缩金属块不停发问，这对我有好处：让我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至少还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值得期待的，而这总能使我平静下来。同时，它也帮我逃避了许多其他问题，诸如“你靠什么谋生”“你眼睛下那条狰狞的疤是怎么弄的”，或者“再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我在林肯高中的食堂工作，疤是一场车祸后留下的，我今年四十六岁。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不是秘密。虽说如此，我更愿意被问到的是那块紧凑结实的金属块。因为借由它，我可以谈起任何想谈的话题：从罗伯特·肯尼迪——他被谋杀的那一年，是放在我客厅里的那辆被压扁的福特野马的生产年份——说到当代艺术之类的鬼扯。金属块每次都成功地帮我转向这两类话题或其间的什么话题——轻松自如地谈到，每次父亲来收容所看我们兄弟俩，都会带我们去兜个风；或讲到八个人如何合力才把那金属块装进我的卡车，而小皮卡在金属块全部重量的冲击下差点垮掉。我也可以顺着对方提问的线索缓缓推进，直到谈到我亲爱的亡母，她去世时我尚在襁褓，死因是我父亲醉酒驾驶一辆土土的灰色汽车，他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后，立马把车升级换代到福特野马。谈话的走向完全由我掌控。一场谈话就像你在牢房地板下面，耐心而费力地用勺子零敲碎打挖出来的一条隧道。目的只有一个：带你离开当下所在。当你给自己挖掘隧道时，有个目标总等在隧道的另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