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但看到眼前一切如旧不免又有点不快。黛安和我的衣服乱扔在家具、灰尘、阳光和充塞房间的物什中间。黛安从我离开房间后就没动弹过。她仰躺在那里，双腿叉开，右膝微弯，一手搭在肚皮上，嘴唇下撇，一句抱怨隐忍未发。我们取悦不了对方，但仍在说话。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她微笑着问：“你刚才在唱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计划时她说：“可我以为你会等到玛丽大点。”我于是记起这不过是一个拖延的借口。“她已经长大些了。”我坚持道。
黛安的床边立着一个小矮桌，厚玻璃面，一团静止的淡薄黑烟嵌于其中。桌子上有台电话，电话线被从四寸长的地方切断，再过去靠在墙上的是一台电视，木头框、玻璃屏幕和按钮都很早就被扯掉了，现在只剩下几束明晃晃的线缠绕着暗沉的金属。屋里还有数不清的易碎物件：花瓶、烟灰缸、玻璃碗，维多利亚式或黛安所谓装饰艺术风格的。我从来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我们全都会寻觅搜集有用的东西，可是像城市中她所属的那个群体里许多其他人一样，黛安喜欢聚集大量的无用之物。她相信室内设计，风格化的。我们为这些物件争论过，有次甚至很激烈。“我们再也不用手工做什么了，”她说，“我们也不制造或者大批生产它们。我们什么都不做。可我喜欢这些做出来的东西，无论是手工还是流水线做出来的，”（她朝电话示意）“没关系，因为他们仍然是人类创造性和设计的产物。不关心物品的下一步就是不关心人。”
我说：“收集这些东西这样摆放等同于自恋。没有电讯系统的电话只是无用的废物。”黛安大我八岁。她一贯坚持如果你不爱自己，就无法爱别人或接受别人的爱。我认为这很平庸，讨论以沉默告终。
天变冷了。我们钻进被子里，我带着我的计划和干净的脚，她带着她的鱼腥味。“问题在于，”我说，意指玛丽的年纪，“没有计划你就没法活下去。”我把头靠在黛安的胳膊上，她把我拉向她的胸。“我认识一个人，”她开口道——我知道她要介绍一个情人了，“他想开一个广播站。他不知道如何发电。他不认识能够建造或者修复中转器的人。即便这样他还是做了，他知道没有收音机来接收他的信号。他含糊地说到过修台旧的，或者找本书来看怎么做。我对他说：‘没有一个工业社会的支撑，广播站就无法存在。’他说：‘那我们就看看。’你瞧，这就是他感兴趣的节目。他还拉别的人进来，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节目。他只想要现场音乐。他想要在一大早就听到十八世纪的室内乐。但他知道没有管弦乐队。晚上他和他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