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斯基也抽起烟。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t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没有拖长声音，而是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怎么啦，我躺这里挺好。”
“有点儿不合适，照高加索风俗这样是不允许的。主人睡床上，却让客人睡地铺。”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可也差不多是啰，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就在边上。您说是德国人帮的忙，可您知道，不止是德国人，我们也在帮自己的忙。”
鲍瓦好像欠起了身子，床铺咯吱直响。
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tft。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已经寂静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
“没错。”他说。
“是呀，是呀。”达伦斯基从地板上说。
鲍瓦把谈话推上了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们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
鲍瓦抽起烟来。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达伦斯基看到了鲍瓦的脸，那是张疲惫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鲍瓦说，“可现在脑瓜挺清醒，像是什么也没喝过。您知道吗，我躺着，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是谁帮我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
“谁帮忙，德国人呗。”达伦斯基答道。
“哦，您到床上来吧，我睡地上。”鲍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