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斯基也抽起烟。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t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没有拖长声音,而是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怎么啦,我躺这里挺好。”
“有点儿不合适,照高加索风俗这样是不允许的。主人睡床上,却让客人睡地铺。”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可也差不多是啰,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就在边上。您说是德国人帮的忙,可您知道,不止是德国人,我们也在帮自己的忙。”
鲍瓦好像欠起了身子,床铺咯吱直响。
这种感觉并未消失。
每当他想到自己走进军事委员会的餐厅,女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该到军人食堂就餐。”他就充满恐tft。随后,他更怕在某个会议上,某个爱开玩笑的将军会挤眉弄眼说:“中校,军事委员会餐厅里浮层油的红甜菜汤怎么样,啊?”他常常大吃一惊,不仅将军们,甚至连报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满怀当家人的自信在那里又吃又喝,从那里索要不该付给他们的汽油、制服和烟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父亲长期找不到工作,当速记员的母亲是他们一家的长期供养者。
半夜,鲍瓦不再打鼾,达伦斯基注意到他那边已经寂静无声,反倒不安起来。
鲍瓦突然问: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
“没错。”他说。
“是呀,是呀。”达伦斯基从地板上说。
鲍瓦把谈话推上了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们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
鲍瓦抽起烟来。
火柴突然冒出火花,达伦斯基看到了鲍瓦的脸,那是张疲惫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中校同志,您还没睡?”
“没有,睡不着。”达伦斯基回答说。
“请原谅,没把您安顿得更好些,我喝醉了,”鲍瓦说,“可现在脑瓜挺清醒,像是什么也没喝过。您知道吗,我躺着,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是谁帮我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
“谁帮忙,德国人呗。”达伦斯基答道。
“哦,您到床上来吧,我睡地上。”鲍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