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是：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呆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人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是：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434
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