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是: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呆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人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是: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434
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