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可怕呀。”柳德米拉说过这话,就在心里想,本来托里亚也可能被包围,可能被怀疑干这种事呀。
“可以想见,维克托听到这消息会怎样,”她说,“他现在神经紧张得可怕,总觉得会有人来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特别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叶尼娅目不转睛地对着姐姐看了一阵子,终于说:
“要不要对你说说,最可怕的是什么?那个侦讯官问我:‘既然您的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文章精彩,您怎么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确实克雷莫夫对我说过:‘
叶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姐姐,你总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偏偏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柳德米拉说,“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车杠一样。”
“好啦,好啦,不过你不要因为你车杠式的美德感到骄傲。”叶尼娅说。
她又小声说道:
“姐姐,我也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头巾把电话机捂住,说:
“据说,可以在电话里窃听。他们还要我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
“据我所知,你没有和克雷莫夫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呀。”
“是没有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样呢?他们审讯我,就拿我当妻子。我就对你说说吧。他们送来传票,要我带着身份证出庭。我一个一个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尔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点钟把我传去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关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肖像。一个年轻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脸,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气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了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g,m活动吗?’我有好几次觉得,我从那里面出不来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诺维科夫。真是个可怕的坏家伙,好像我和诺维科夫接近,为的是搜集他可能泄露的情报,然后交给克雷莫夫。我心里好像一切都变成了木头。我对他说:‘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党委会里一样。’他对我说:‘噢,这么说,您认为诺维科夫不是苏联的人吗?’我对他说:‘你们干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战,您这个年轻人却坐在后方败坏人家的名誉。’我以为他听到这话会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发窘,红了红脸。总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