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尔丘克从加秀琴柯坐的铺旁边经过时,加快了脚步。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已经有儿孙们唤“妈妈”、“奶奶”了。他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寝号快点儿响起来吧,快点儿躺到铺上,拿棉袄蒙住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朝门口看了看—也许马加尔来了呢。阿巴尔丘克要求求大组长,让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每夜都可以长谈,推心置腹地谈,因为他们是两个**党员,是老师和学生。
棚屋的头面人物,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巴尔哈多夫、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在一个铺上举行小小的宴会。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来管计划的日里亚波夫担任跑堂,将一块
道我的难处。难道你以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别急,别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难处。”
“我了解。现在该你了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罗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间谍。他正在文教处发给他的一块硬纸板上作画,他的眼睛离开画一小会儿,看了看科尔卡,看了看鲁宾,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作画。画名叫《原始森林妈妈》。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为什么,刑事犯们都不敢碰他。
等科尔卡走开以后,什捷金格对鲁宾说: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聪明。”
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进劳改营之前,在远东做航空技师,在太平洋舰队里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刑事犯们都很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受刑事犯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架铺中间的狭窄通道上走着,又烦恼起来。百米长的棚屋的那一头沉没在马合烟[42]的烟气中。每次他都觉得,等走到棚屋的尽头,会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可是走到尽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装着洗脸木槽的过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脚布,还是挂在石灰墙上的拖把,还是那油漆木桶,铺上还是露着刨花的褥垫,还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说话声,还是一张张枯瘦的、一样颜色的囚犯脸。大多数囚犯坐在铺上等待就寝信号,谈女人,谈菜汤,谈切面包的人弄鬼,谈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申诉书的遭遇,谈新的采煤和运煤定额,谈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谈话的片断。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