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我看重机智!……”
“哪有什么机智可言?”
这个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开预感到的不妙。他换了一种推心置腹的亲近语调,说:
“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第一圈》吗?”
“没有,没读过。”
已经习惯了作怪相。他从桌子下掏出瓶白兰地,一个大酒杯,像只鹅蛋,向里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捧起一杯,喝了几小口,漫不经心地将几瓣橘色的橙子扔进了嘴里。
我看着,感到奇怪。这个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们呢,也是些一副土头土脸混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这样合适吗?应该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则就太荒唐了!我们不会打造雅致,不会纵酒作乐中无拘无束的随意。人们那特有的精致的教养,甚至就像对过度生活和安康的厌倦。
我的好友们每逢首都的喜庆日都会聚拢在饭店的单间。抽着烟,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轮流喝酒,有人机灵地从卫生间拿来涮杯盆。人们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贵的白兰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时洗都不洗,没有时间,因为得大声地嚷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嚷嚷它对祖国文学总的危害影响,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因此,不会有人发觉也不会有人记得喝了多少,夜里是向谁花了多少钱买的,是就着什么水果喝的。
早晨,胆大的机灵鬼会去讨好女服务员,把十卢布的纸币塞给她,因为弄脏了房间,砸碎了最后一个酒杯,后背撞掉了墙上的挂画。
舱主不慌不忙地开始穿衣。新袜子、新衬衫、新的灰色毛料裤,上面带着白得像肠虫的吊带。穿上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个小时。用鞋刷刷完鞋,纯褐色甚至于淡红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顶上的细毛。我懂了,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担心的主要事情。
“您说什么啊?!”他不相信地说。“您是行得通的啊。”
“不,行不通。”
“当真,哼……”
“钻被窝里偷偷地读,和老婆
他一边做着这些,一边呷着白兰地,还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说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团“出国航行”,以及局里的四个战友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着他呢。当提到了在“灯光”(小型的“叶尼塞河灯光”饭店)的相遇后,他已经过些天就去巴黎了。“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没去过巴黎吗?可……惜啊!不想来口白兰地吗?……”
“我喝家酿酒。”
“您咋这么凶啊?懂了,不走运;懂了,太累了。您真的是作家吗?对不起,外表看起来……”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们全都不太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