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我看重机智！……”
“哪有什么机智可言？”
这个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开预感到的不妙。他换了一种推心置腹的亲近语调，说：
“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第一圈》吗？”
“没有，没读过。”
已经习惯了作怪相。他从桌子下掏出瓶白兰地，一个大酒杯，像只鹅蛋，向里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捧起一杯，喝了几小口，漫不经心地将几瓣橘色的橙子扔进了嘴里。
我看着，感到奇怪。这个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们呢，也是些一副土头土脸混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这样合适吗？应该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则就太荒唐了！我们不会打造雅致，不会纵酒作乐中无拘无束的随意。人们那特有的精致的教养，甚至就像对过度生活和安康的厌倦。
我的好友们每逢首都的喜庆日都会聚拢在饭店的单间。抽着烟，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轮流喝酒，有人机灵地从卫生间拿来涮杯盆。人们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贵的白兰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时洗都不洗，没有时间，因为得大声地嚷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嚷嚷它对祖国文学总的危害影响，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因此，不会有人发觉也不会有人记得喝了多少，夜里是向谁花了多少钱买的，是就着什么水果喝的。
早晨，胆大的机灵鬼会去讨好女服务员，把十卢布的纸币塞给她，因为弄脏了房间，砸碎了最后一个酒杯，后背撞掉了墙上的挂画。
舱主不慌不忙地开始穿衣。新袜子、新衬衫、新的灰色毛料裤，上面带着白得像肠虫的吊带。穿上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个小时。用鞋刷刷完鞋，纯褐色甚至于淡红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顶上的细毛。我懂了，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担心的主要事情。
“您说什么啊？！”他不相信地说。“您是行得通的啊。”
“不，行不通。”
“当真，哼……”
“钻被窝里偷偷地读，和老婆
他一边做着这些，一边呷着白兰地，还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说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团“出国航行”，以及局里的四个战友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着他呢。当提到了在“灯光”（小型的“叶尼塞河灯光”饭店）的相遇后，他已经过些天就去巴黎了。“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没去过巴黎吗？可……惜啊！不想来口白兰地吗？……”
“我喝家酿酒。”
“您咋这么凶啊？懂了，不走运；懂了，太累了。您真的是作家吗？对不起，外表看起来……”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们全都不太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