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不管是谁落后于谁，那也总有得可追。这样，社会才不会衰败。您也听说了吧：兔子没人追的话，会死绝的。”舱主继续了充满理性的谈话，他兀自做了些准备，进行了某种自我治疗。
“令人震惊的发现。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整个理性时代最狡猾的文学
咬耳朵批评当局，在兜里攥拳，我觉得对于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和俄罗斯作家来说是种侮辱。因此，我不用什么‘当真，哼……’，甚至不听夜台（收音机）。”
“也没有用啊！瞧着吧，但愿有个新样儿啊！如此看来，人家说文学落后了也不是白说了……”
“落后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诀就在这里，小伙子，它，就像是霍乱，起初是落在后面的，但肯定会赶超上去的…………”
“巴黎人”厌烦了，我转身张望着窗外。整个冬天，我们带来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两三份计件工资，把钱存入储蓄所。他在留言里奉承上级，赖掉了给瘦弱的北方弱视男孩的极地补助，那个孩子因此没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维生素。色鬼冬天时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块不经意撒满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开着，“花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1]，他闲躺着，抠抠这儿挖挖那儿的镀金小玩意儿闪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泄。
酒杯没有立起，侧倒着。酒杯里的白兰地像生鸡蛋一样，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只能吸吮。我真想呕吐，这个苏维埃的小老爷大概还好，习惯了。嗬，我们国家的成就多么的大啊！嗬，我们升到了多么高的才智巅峰啊！
这个失去自我、缺乏我们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还是个可爱的人，曾几何时行进在少先队员的行列中，齐声高唱：“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全都是工农的孩子！……”然后吃着土豆，吃着胡萝卜，得到了技术学院的奖学金。他疲惫的、不言不语的母亲或者带着孩子、被男人抛弃的姊妹则在某个科斯特罗马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破败的乡村，不然就是在叫做扎托诺耶工人新村边上度日或者过上一辈子。她们活着就是为了连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这些人已经不去送葬，无论步行还是开车。知识分子会在“圣母”圣像前燃起永恒的蜡烛，它们是从故乡带来的。他会在妻子同意下喝醉，会听录制的教堂音乐，轻易不往衬衫上落泪。躺下入睡时，忧郁地呜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诺里尔斯克冒烟的烟囱……妈妈乞求安魂祈祷，可是哪有教堂呢？在这永远死去的冻土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