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保护我们，提供我们藏身之处。”
我停下，用豌豆粉饼的一角抹剩下的食物。哈德拜吃掉他盘中最后的食物。我们使劲嚼，互看，眼中都闪烁着念头和疑问。
“逃狱后的第十三个晚上，我仍藏身在那个摩托车帮，突然很想去看看曾教过我的一个人。”我继续说道，“他是个哲学讲师，在我城市里的某个大学任教，是个犹太知识分子，很聪明的人，在我成长的那座城市里很受尊敬。但尽管他如此聪明，我至今仍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说不上来，我实在不懂，至今仍是。我只是觉得该找他谈谈。那感觉非常强烈，我无法抗拒。于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到城市的另一头见他。他说他早料到我会来，已等候我多时。他告诉我，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丢掉枪。他想说服我，我并不需要枪，若不丢掉枪，终会惹祸上身。他劝我不要再犯持枪抢劫的罪，永远不要再犯。他说我已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应付的代价，但如果我再犯同样的罪，我会丢掉性命或立刻被捕。他说，不管我为了保住自由而不得不做什么，都绝不要再重蹈搜辙。他劝我离开那个朋友，因为他深信那个人会被捕，而我如果跟他在一块，我也会被捕。他劝我到世界各地走走。把人们需要知道的事全告诉他们，他说。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面带微笑，好像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还有，找人帮忙，他说，你会没事的……你放心……你的一生是场大冒险……”
我停了下来，再次陷入沉默。一名服务生走近桌子，想清走我们的空盘，但哈德挥手要他走开。眼前这个帮派老大盯着我瞧，金黄色的眼睛定住不动，但那是充满同情与鼓励的凝视。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那位哲学讲师在大学的办公室，而我知道，经过那番简单的谈话，一切全变了。我回去摩托车帮，回去见我那朋友。我把我的枪给他，告诉他我得离开。我一个人离开。六个月后，在一场警匪枪战之后，他被捕了。我至今仍是自由之身，当你受通缉而无处可去时，自由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就这样。现在你全知道了。”“我想见见那个人，”哈德拜慢慢说，“那个哲学讲师，他给你睿智的忠告。但我知道澳大利亚是很不一样的国家，和印度不一样，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去那里，把你在狱中所受的折磨告诉有关当局？这不会让你得到安全，让你回复原有的生活，回到家人身边吗？"“在我那个国家，我们不告任何人的密，”我答，“就连折磨我们的人也一样。即使我真那么做了，即使我真的回去，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指控那些折磨囚犯的坏蛋，也不表示那种恶行会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