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保护我们,提供我们藏身之处。”
我停下,用豌豆粉饼的一角抹剩下的食物。哈德拜吃掉他盘中最后的食物。我们使劲嚼,互看,眼中都闪烁着念头和疑问。
“逃狱后的第十三个晚上,我仍藏身在那个摩托车帮,突然很想去看看曾教过我的一个人。”我继续说道,“他是个哲学讲师,在我城市里的某个大学任教,是个犹太知识分子,很聪明的人,在我成长的那座城市里很受尊敬。但尽管他如此聪明,我至今仍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说不上来,我实在不懂,至今仍是。我只是觉得该找他谈谈。那感觉非常强烈,我无法抗拒。于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到城市的另一头见他。他说他早料到我会来,已等候我多时。他告诉我,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丢掉枪。他想说服我,我并不需要枪,若不丢掉枪,终会惹祸上身。他劝我不要再犯持枪抢劫的罪,永远不要再犯。他说我已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应付的代价,但如果我再犯同样的罪,我会丢掉性命或立刻被捕。他说,不管我为了保住自由而不得不做什么,都绝不要再重蹈搜辙。他劝我离开那个朋友,因为他深信那个人会被捕,而我如果跟他在一块,我也会被捕。他劝我到世界各地走走。把人们需要知道的事全告诉他们,他说。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面带微笑,好像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还有,找人帮忙,他说,你会没事的……你放心……你的一生是场大冒险……”
我停了下来,再次陷入沉默。一名服务生走近桌子,想清走我们的空盘,但哈德挥手要他走开。眼前这个帮派老大盯着我瞧,金黄色的眼睛定住不动,但那是充满同情与鼓励的凝视。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那位哲学讲师在大学的办公室,而我知道,经过那番简单的谈话,一切全变了。我回去摩托车帮,回去见我那朋友。我把我的枪给他,告诉他我得离开。我一个人离开。六个月后,在一场警匪枪战之后,他被捕了。我至今仍是自由之身,当你受通缉而无处可去时,自由是你最看重的东西。就这样。现在你全知道了。”“我想见见那个人,”哈德拜慢慢说,“那个哲学讲师,他给你睿智的忠告。但我知道澳大利亚是很不一样的国家,和印度不一样,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去那里,把你在狱中所受的折磨告诉有关当局?这不会让你得到安全,让你回复原有的生活,回到家人身边吗?"“在我那个国家,我们不告任何人的密,”我答,“就连折磨我们的人也一样。即使我真那么做了,即使我真的回去,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指控那些折磨囚犯的坏蛋,也不表示那种恶行会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