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的女性作家较少，相隔很远才有一位，当我想要阅读“关于”文学的书籍（这永远是个错误）时，没法不注意到那些书都是男人写的，都是关于写作的男人。
我没有为此伤脑筋；我处于溺水的危险中，在海上迷路的人绝不会伤脑筋去想抓住的桅杆是榆木还是橡木做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劳伦斯和济慈一样罹患肺结核的作家，他们都让我对自己的慢性咳嗽感觉好过了些。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其短篇小说的内容距离我十六岁的全部生活经验都很遥远。
而这正是关键所在。阅读贴近生活现实的题材，价值有限。毕竟，现实只是现实，因心之所向而生的满腔热血在那里得不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我们自身，仿佛一切既是现实也是虚构，会令人如此自在。读得越广博，我们就越自由。艾米莉·狄金森一生鲜少踏出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家门，然而当我们读到“我的生命站立——一杆上膛的枪”，我们便知道自己与一种想象相遇了，它点燃生命，而非点缀生命。
所以我继续读。我继续读着，路过我自己的地理与历史，路过弃婴故事与诺里砖墙，路过魔鬼与错误的婴儿床。那些伟大的作家不在远方，他们就在阿克灵顿。
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这表示图书经过细致分类，除了人人鄙夷的低俗小说。爱情小说每本贴有一张粉红色书标，不照字母顺序，统统丢在爱情小说书架上。海洋小说是相同的待遇，不过贴的是绿色书标。恐怖小说是黑色书标。文风蹩脚的推理小说贴白色书标，不过图书管理员绝不会将钱德勒或海史密斯归进推理小说——他们的作品是文学，正如《白鲸》不是海洋小说，《简·爱》也不是爱情小说。
幽默小说也有一个分区……贴着好笑的橙色波浪形书标。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在幽默小说书架上，为何或如何会出现格特鲁德·斯泰因，想必是因为她写了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文字……
好吧，也许她真的这么写，也常常这么写，不过基于某些原因这种风格意义不凡，总之《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是一本令人愉悦的书，也是英语文学中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时刻之一——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九二八年的《奥兰多》一样具有开创性。
伍尔夫将她的小说称作传记，而斯泰因书写他人的自传。这两位女性都瓦解了现实与虚构的间隔——《奥兰多》把现实生活中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当作主人公，斯泰因写的则是她的伴侣艾丽斯·B.托克拉斯。
当然，笛福称《鲁滨孙漂流记》是自传（斯泰因在书中提及此事），夏洛蒂·勃朗特则不得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