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着它淡紫色的客车厢穿过风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闪烁着火星的浓烟混入电闪雷鸣的锦云中。
这些都统统打破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z.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
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一股突增的愤怒使我窒息——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因为合法与不合法结合的事应完全由我一人决断，而她，瓦莱里亚，是喜剧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按她的方式来摆布我的安逸和命运。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我重复一遍我的问话；但她坚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哝着，论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离婚的计划。“他到底是谁？”我终于吼出来，用拳头猛击她的膝盖；而她；毫不退缩，盯着我，好象答案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说，然后迅速地耸耸肩，指了指出租车司机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