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语言能注在这样尊贵的容器中。并且还时不时向她不动声色的情人发射一串斯拉夫语。情况真是荒谬透顶，尤其当那位出租车上校以自得的微笑打断了瓦莱里亚，并开始陈述他的观点和计划时，情况更是荒谬不可言。他用他那夹杂着劣质口音的精确法语描述了爱情和工作兼有的世界，并决定同他的娃娃妻子瓦莱里亚手拉手地走进去。这会儿她开始修饰自己了，坐在他和我之间，涂抹她干皱的嘴唇，又搔首弄姿，挑剔她宽松衬衣的胸襟等等，他谈论着她，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又好象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孩子，为了她的利益，从一个聪明的保护者转移给另一个更聪明的保护人；尽管我无望的愤怒已经夸大并且破坏了某种印象，我仍敢起誓他实际上是在向我咨询有关她的情况，诸如减肥饮食、经期、衣服以及她读过的和应该读过的书目。“我想，”他说，“她会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吧？”
噢，他简直是个学者了，达霍维奇先生。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