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寻求一张给人安慰的面容，一名光荣的热衷家务者，一副生命力旺盛的阴部，而瓦莱里亚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摸仿小女孩的才能。她模防并不因为她推测出了我的隐私；那就是她的风格——而我感觉到了。实际’上，她至少快三十岁了(我从来也没能弄清她确切的年龄，因为她甚至连护照都说了谎)并丧失了童贞．我，在我这方面，倒象个性变态者似地坦白无遗。她的脸上满是绒软汗毛，一副嬉笑摸样，穿得象个娃娃，还慷慨地露出大半条光滑粉腿，很知道怎么用天鹅绒拖鞋的黑色大大地突出她赤裸脚面的白，并且撅起嘴，弄出酒窝，顽皮地乱跑乱叫，她会以能想象到的最装模作样、最陈旧的姿态把她浅黄色的小卷发甩来甩去。
在市z.府举行过简单仪式以后，我带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让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设法从一所孤儿院的亚麻布衣橱里偷出来的。
结婚当夜，我得了些乐趣，太阳升起时，这白痴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实很快就要求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发根；细软的汗毛变成利净皮肤上的尖刺；孺湿而多动的嘴，无论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也总是屈辱地泄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亲在一帧肖像里的对应部分的相似；而现在，亨伯特·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个白皙、顽皮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大个子、胖鼓鼓、短腿、巨乳、头脑不着边际的罗姆酒水果蛋糕。
这情状从一九三五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有价值的是逐渐和缓的天性，这确实有助于在我们又小又脏的套房里建立起一种临时的舒适感：两间屋，一间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边是一堵砖墙，一间小厨房，一个鞋形木浴盆，坐在里面，我觉得自己象马拉，只是没有一个粉颈少女来刺杀我。我们曾经一起有过极少温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于她的《巴黎晚报》，我则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上工作。我们去看电影，骑自行车看拳击赛。我很少向她不再鲜嫩的肉体求欢。
除非在特别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时候。对面的店铺商有个小女儿，她的情影令我发疯；好在有瓦莱里亚的帮助，无论如何，我狂热的心境还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泄。至于做饭，我们默默地放弃了蔬菜牛肉汤的小锅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处拥挤的地方进餐，那儿的桌布上到处是葡萄酒污迹，还有许多外国口音噪嗓不休。隔壁，一位艺术商在他杂乱的橱窗里陈列了一幅华丽、明艳、涂满大绿大红、金灿灿墨蓝蓝的古代美国钢版画——一辆火车头带一只巨型烟囱，巴洛克式怪状大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