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国近数十年的崎岖与坎坷，而这类人在美国又最恰以表示中国人“流离”之哀，可见选择人物来反映晚近中国的时代悲剧，是白先勇经过千思万虑而决定的。这一决定当然是适当的。
选取叙事观点又怎样呢?这篇小说中的叙事观点是这个眼睛看着、耳朵听着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后辈，是两个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儿”。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听长辈来讲当年的故事，乃特别有亲切感，而他是后辈，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似识未识之间，所以在亲切感当中又有某种客观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对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篇小说叙事观点的选择，有个巧妙的窍门，便是既缩短距离又拉远距离，恰到好处。就像电影中镜头拉得准确，达到最适当的传达形象、感觉、感情的效果。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的，但小说中这个“我”齐生却是“客观的“，因为他一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的作用；反而叙说当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了主观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的际遇一一申诉。这个“他”、“我”互换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白先勇选取这两个人物，不光是因为他们饱经忧患，背负着近数十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而是他们的身份和际遇，有强烈的“反讽性”，而这种“反讽”，恰恰又是中国时代的反讽。一连串的错位，悲惨而可笑，壮烈而荒诞，是国共两党“g,m”之争的写照。
大伯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党及大抓反国民党的“m;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时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但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z.府的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一身的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的悲哀。
表伯这个人又怎样呢？
他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