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