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
刘俊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有几个城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渐行渐远，从中国大陆经由台湾远走北美。于是，分属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这些城市，不但成为白先勇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而且在这些城市的转换间，也隐含着一条这些人物“行走”的历史轨迹。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Boy和TeaforTwo则是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都集中在纽约，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