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银宝塔,一对瓜型银果盘,“福禄寿星”,银制儿童玩具,如小汽车、“阿王打年糕”(一拨会动)等,以及碗筷盆碟、酒壶等纯银餐具(十人套,俗称“银台面”)。箱子装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之前,我几乎没有打开过。除此之外,另有十六条真丝被面,其中一条苏绣软缎被面,绣有华丽精美的“百子图”,嫩绿色背景,布满一百个嬉戏的古装小孩,姿态各异,五彩缤纷。这些财物,明显与朴素的机关宿舍不合拍,全留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我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七点半前,我和维德出门,在晨风里走到北四川路,乘有轨电车去外滩上班。经常乘后尾的三等车厢,乘客太多,才改乘一等车,票价虽贵一些,乘客少,视野开阔。司机穿深色制服,手套雪白,直立在车头前,双手控制黄铜曲柄,不时踩踏金属踏板,发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每个司机踩出的铃声不同,一般是单调的“叮当,叮当”,难得会听到一连串更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令人愉快……如果出门晚了,只能坐三轮车。那时期早出晚归,忙碌又快乐。
秋天我怀孕了,去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一九五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我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一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的。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了一夜,都松了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我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我俩住小间,另雇一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的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了下来。
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一天忽然让我搬去他办公室,交给我一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的总结材料,要我看,我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了一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我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我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一九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