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银宝塔，一对瓜型银果盘，“福禄寿星”，银制儿童玩具，如小汽车、“阿王打年糕”（一拨会动）等，以及碗筷盆碟、酒壶等纯银餐具（十人套，俗称“银台面”）。箱子装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之前，我几乎没有打开过。除此之外，另有十六条真丝被面，其中一条苏绣软缎被面，绣有华丽精美的“百子图”，嫩绿色背景，布满一百个嬉戏的古装小孩，姿态各异，五彩缤纷。这些财物，明显与朴素的机关宿舍不合拍，全留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我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七点半前，我和维德出门，在晨风里走到北四川路，乘有轨电车去外滩上班。经常乘后尾的三等车厢，乘客太多，才改乘一等车，票价虽贵一些，乘客少，视野开阔。司机穿深色制服，手套雪白，直立在车头前，双手控制黄铜曲柄，不时踩踏金属踏板，发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每个司机踩出的铃声不同，一般是单调的“叮当，叮当”，难得会听到一连串更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令人愉快……如果出门晚了，只能坐三轮车。那时期早出晚归，忙碌又快乐。
秋天我怀孕了，去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一九五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我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一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的。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了一夜，都松了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我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我俩住小间，另雇一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的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了下来。
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一天忽然让我搬去他办公室，交给我一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的总结材料，要我看，我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了一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我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我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一九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