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部里派我到文化广场筹备“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会”，离溧阳路很远，早上七点前必须出门，乘1路有轨电车到北京西路下，再换24路无轨电车，八点前赶到。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常无所事事。文化广场（即过去跑狗场）空空荡荡，有一架孤零零的钢琴，我常去弹着玩，有时就这样消磨一个下午，周围看不到人。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被召回机关，参加运动。
这年二月，维德被借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大队增产节约检查组”组长，进驻公安局及提篮桥监狱调查搞“三反”。该狱关押了包括汪精卫妻陈璧君等很多重犯，是市里“打老虎”的重点。监狱对维德来说十分熟悉，这回他竟遇到了十年前南市监狱的狱卒，经历日伪、国共变更，此人一直在狱中执勤，现在戴大盖帽，一身人民警察的制服，已认不出面前的他。维德发现监狱留用大批旧警员和看守，此人不是孤例。
维德就监狱的人事制度提出不少改进方案，局长许建国（后任副市长），尤其副局长扬帆十分赞赏他（一九四五年维德去淮南根据地情报部过组织生活，与扬的爱人李琼熟悉），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全部被采纳。工作接近结束，他们热情挽留维德调市公安局工作，领导新成立的侦察一处（负责外国间谍案），后据说副市长潘汉年也表示同意，维德也愿意留下，但上总不同意，市局只能无奈地欢送他回去。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后“潘扬案”发，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如经历炼狱。如果他当时留在局里，必将遭遇更大的灾祸。
左起，我、陶家荃、陈禾山、文化宫的马肇瑾，都是姑娘，剪统一的短发，穿公家棉布列宁装，新旧颜色不同，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布鞋布袜是当年流行装束，一看就知我们吃“公家饭”。
我的办公桌，每天埋头看文件，忙得不可开交。窗外热闹的外滩也没工夫看上一眼。
平台下即黄浦江，远景浦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片田园风光。市文化宫摄影师叶德馨来办公室，带着罗莱克斯照相机，我们就请他拍照，先在办公室，午饭后上七楼平台，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拍了多张，大过拍照瘾。
“五反”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四月，我参加工作组，进入一批私营五金小厂“搞运动”，地处周家嘴路，小厂密布，一家连一家，五金工会主席马小弟主持这项工作。小老板们每天都来工作组交代问题，有否偷税漏税，是否行贿干部，是否偷工减料，个个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有时痛哭流涕。我在一旁做笔录，常也觉得于心不忍，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