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归属感和荣誉感（也听说引起其他机关“薪金制”人员的羡慕，要求都改成“供给制”）。每周上六天班，晚饭后都自动加班，回家一般要九点后。常收到周末、假日的各类演出赠票，去文化广场观看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剧、苏联体育团的演出，文化生活丰富。
一九五〇年国庆后，维德向机关党委提交的结婚报告获得了批准，他三十一岁才结婚，当年少有。他的同事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把我叫到三楼调查研究室，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祝贺我俩结为夫妇，婚礼就这么简单。[12]我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些黑枣嵌胡桃（宁波婚俗，黑枣去核，嵌入胡桃仁，暗含早生贵子之意）。
[日记：1951年10月12日]
今早遇家齐同志，他见我就拉下面孔说：结婚的事为什么不向部里汇报？那么没有组织观念！剋了我一顿，我很尴尬，无言以答。★★★夫妇共在机关工作的并不只我一例，李部长爱人相荣恩是总务处办公室打字员，魏静嘉丈夫冯伯乐，英文极佳，上总“工运史料委员会”即调他过来任英文编辑。▲▲▲下午，副部长王若望也知道了，跑到我办公室，一进门笑呵呵地说：“小姚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你和老金结婚了，也不告诉我，要罚。”我给了他一把黑枣嵌胡桃，他当场吃了一颗，连声说好，还问我要，我说就这么多了。他不信，我把抽屉打开给他看了，只得作罢。他为人谦和，不摆领导架子，由此可见一斑。
机关分配的婚房在潥阳路1111号，原国民党“黄色工会”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机关宿舍。三层英式洋房，我们住三楼，南北两间，明亮宽敞，落地壁橱，长条打蜡地板，盥洗室也铺木地板，厨房在二楼（我因不烧饭从未去过）。那时生活家具都由公家提供，一应俱全，无需添置，但我还是搬去一套丝绒沙发，引起邻居注目。
1950年国庆节的总工会外貌。
1950年7月29日，上总文教部证件照，父亲去世不久拍的，白发夹是为父亲戴孝。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我们穿制服，不西装革履、不披婚纱。取照时，店方建议照片放大到24吋，在橱窗内展示。我们觉得影响不好，没同意。
婆婆送来了她做的“南瓜团子”，黎里风味，我们吃了好几天也吃不完。
母亲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也为我布置了新房，摆一套昂贵的雕花红木家具[13]，是一九四八年我陪阿爸在南京路“虹庙弄”买的。母亲送我的嫁妆是一张两千元银行存单，一根十两重金条，一些银元“压箱钱”，两只大樟木箱里放了一大堆银器：一座六十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