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归属感和荣誉感(也听说引起其他机关“薪金制”人员的羡慕,要求都改成“供给制”)。每周上六天班,晚饭后都自动加班,回家一般要九点后。常收到周末、假日的各类演出赠票,去文化广场观看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剧、苏联体育团的演出,文化生活丰富。
一九五〇年国庆后,维德向机关党委提交的结婚报告获得了批准,他三十一岁才结婚,当年少有。他的同事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把我叫到三楼调查研究室,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祝贺我俩结为夫妇,婚礼就这么简单。[12]我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些黑枣嵌胡桃(宁波婚俗,黑枣去核,嵌入胡桃仁,暗含早生贵子之意)。
[日记:1951年10月12日]
今早遇家齐同志,他见我就拉下面孔说:结婚的事为什么不向部里汇报?那么没有组织观念!剋了我一顿,我很尴尬,无言以答。★★★夫妇共在机关工作的并不只我一例,李部长爱人相荣恩是总务处办公室打字员,魏静嘉丈夫冯伯乐,英文极佳,上总“工运史料委员会”即调他过来任英文编辑。▲▲▲下午,副部长王若望也知道了,跑到我办公室,一进门笑呵呵地说:“小姚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你和老金结婚了,也不告诉我,要罚。”我给了他一把黑枣嵌胡桃,他当场吃了一颗,连声说好,还问我要,我说就这么多了。他不信,我把抽屉打开给他看了,只得作罢。他为人谦和,不摆领导架子,由此可见一斑。
机关分配的婚房在潥阳路1111号,原国民党“黄色工会”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机关宿舍。三层英式洋房,我们住三楼,南北两间,明亮宽敞,落地壁橱,长条打蜡地板,盥洗室也铺木地板,厨房在二楼(我因不烧饭从未去过)。那时生活家具都由公家提供,一应俱全,无需添置,但我还是搬去一套丝绒沙发,引起邻居注目。
1950年国庆节的总工会外貌。
1950年7月29日,上总文教部证件照,父亲去世不久拍的,白发夹是为父亲戴孝。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我们穿制服,不西装革履、不披婚纱。取照时,店方建议照片放大到24吋,在橱窗内展示。我们觉得影响不好,没同意。
婆婆送来了她做的“南瓜团子”,黎里风味,我们吃了好几天也吃不完。
母亲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也为我布置了新房,摆一套昂贵的雕花红木家具[13],是一九四八年我陪阿爸在南京路“虹庙弄”买的。母亲送我的嫁妆是一张两千元银行存单,一根十两重金条,一些银元“压箱钱”,两只大樟木箱里放了一大堆银器:一座六十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