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了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的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m;主化以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的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的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的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获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的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