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8]，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的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的西欧。
中国历代很多思想家都发现，在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的运转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宋代罗泌在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也就是说，封建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失德，不会带来全天下的崩溃。因为各地并不在统一领导之下。而到了郡县时代，皇帝一个人不靠谱，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霉。
王夫之说，从秦代之后，中国历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的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m;主制度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m;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9]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