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的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一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的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的，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求变意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表现为强烈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一个40多岁的人，会在一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