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刘明:《先秦儒家生死观探析》,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1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2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2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2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2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2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25]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2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27]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