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刘明：《先秦儒家生死观探析》，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1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2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2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2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2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2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25]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2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27]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