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0页。
[10]关于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传统夏史记载是否可信，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国主流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然而欧美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质疑。参见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
[1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
[1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1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15]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5页。
[1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9页。
[1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