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0页。
[10]关于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传统夏史记载是否可信,近代以来发生过多次争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因此中国主流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然而欧美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存在质疑。参见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
[1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
[1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1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15]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5页。
[1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9页。
[1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