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47]
[1]但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
[2]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3页。
[3]对这种早熟和不变，有两种评价。歌德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我们中国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你们欧洲人还生活在树上呢”。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甚至语出惊人地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当然，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4]他们的父祖都是鲜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鲜卑的影响非常深。
[5]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6]智人在迁移的路上，与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偶然的杂交，以至今天人类体内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7]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表示，我国进行基因研究的学者大多持“单起源说”，而搞考古的大多持“多起源说”。（刘铮：《“北京人”是我们的祖先吗？》，《新京报》）
[8]“那时候不仅陆上交通频密，海上交通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史前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流已经出现，日本出土了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存，中国福建黄瓜山遗址出土了公元前两千年来在北方的小麦种子。山东半岛发现了长江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