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盐务
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
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
万两上来就可以
。
被动交纳议罪银
大臣当然就更多。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钱包随时有被和砷以各种借口打劫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砷掂量这个*员家产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当然，也有更多*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怒之下，要砍他头。还是和砷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钱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脑袋而给和砷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砷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钱包里注入大量现金。仅从现存《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最多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下面是《密记档》里几笔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案”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砷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交议罪银五万两，分五年代其父交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五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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