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事。”(102)而当时敢于当面诮讽曾国藩
，当不止翁氏
人。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
曾国藩部下李兴锐在曾国藩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夷务者，什九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夷务，清议莫不归咎曾中堂。甚矣！任天下之重，岂不难哉！”“众论咎侯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口，全不谅局中苦心，可叹之至。”(103)在这样氛围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
样冷遇可想而知。
陛见之后黯然南返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件难堪事。后来他给弟弟信中写道：
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然者。(104)
陈由立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
陈由立四千两薪水不给。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事，让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昔日“中兴第名臣”已沦落到“千夫所指”境地，在路宿平原腰站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三天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105)
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树叶样。因此他“心尝忧虑”，担心曾国藩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负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
光绪四年（1878），朝廷简派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
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个公正评价：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案，臣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及至到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死所能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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