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杀，其中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各1名。如果说丰大业首先开枪，罪有应得
话，其他人毕竟都是无辜。案发后，外国z.府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清z.府也下谕旨明确指示：“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78)曾国藩也认为“拿凶为最要关键”。所以他
边调查事实真相，边开始搜捕凶手。中国司法习惯是以命抵命，因此曾国藩认为“查出二十人，命抵命，便可交卷”(79)。
然而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致命伤到底是谁所致，绝非易事。而且行凶者都被民间目为英雄，无人出面检举，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
绪，是可以倚重重要力量。
对这种思路，曾国藩是明确反对。早在1868年6月，他就曾在致郭嵩焘信中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75)
也就是说，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76)，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舆论裹挟。
然而醇郡王奕建议，却得到大学士李鸿藻和倭仁大力赞同。朝中清流此时都站到
曾国藩对立面。就是在这些力量推动下，中央在发布曾国藩奏折时，做这样处理。
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标贴，将民众对朝廷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只是他曾国藩没有办好。
所以随后所发上谕亦含有责备曾国藩之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77)
4．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曾国藩投入巨大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攻击。
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批评。
天津教案发生后，另个重点是缉凶严惩。这是清z.府承认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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