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
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
)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
直言不讳，而是学会
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回去。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
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重要原因之。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
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80)
这实际上也是个检讨。咸丰皇帝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81)
这道奏折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对曾国藩印象有初步好转。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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